內容來源：卷四　專著

　　隸屬章節：專著＼中國之命運＼第六章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

　　在改造社會風氣的時候，我們必須徹底改造國民對於法律和自由二個觀念。

　　合群是人類的天性。個人離開了人群，便沒有生存的方法，所以自有人類以來，個人就是生於群，長於群，沒有一天可以絕對離群而孤立，所以群的生命，為個人的生命所寄托。群有發展，個人纔能夠得到發展。在人群的裡面，個人與個人之間，個體與全體之間，自然有其共守的規則，而後群的生命纔可以維持和發展。這種規則，在一方面是道德，在另一方面就是法律。人群的組織，由家族而宗族，由宗族而民族，所包容的人口愈多，則道德與法律亦相隨而益密。其維持道德的信仰者，為社會的公論。其執行法律的制裁者，為管理眾人之事的政府。

　　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對於道德與法律的關係，講求得最為詳明。中國的政治哲學主張道德與法律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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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不過有先後之分。賈誼說：「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。」董仲舒說：「先德而後刑。」都是說道德先於法律，卻並不專談道德而捨棄法律。至於我們　國父的三民主義，對於這個問題更有精深的研究。要知道三民主義是淵源於中國正統的道德觀念的。簡單的說：「利他」是革命的本務，「仁愛」是救世的基本，利他和救世的極則，無過於「天下為公」。三民主義就是以「天下為公」的思想為改造社會的基本法則，與實行革命的最高理想。然而，三民主義的實行，則必依於法律。在軍政時期，我們要行軍法之治；在訓政時期，我們要行約法之治；在憲政時期，我們要行憲法之治。由此可知三民主義的政治，是本之於道德，而行之以法律的。

　　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，對於人治與法治的關係，也有詳明的分析。孟子說國家要有「法守」，要有「法家弼士」，又說「徒法不能以自行」。這就是說國家沒有法律，便不能夠治理，不過法律的施行，仍然是存乎其人。王荊公所謂「制而用之存乎法，推而行之存乎人」，張居正所謂「行法在人」，也都是這個意思。我國的國民革命，是要建設中國為法治國家，不過其本源則在於國民的心力。所以　國父說：「常人有言，中國四萬萬人實等於一片散沙。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為一機體結合之法治國家，其道惟何？則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，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。」又說：「國家之所以成立，不外乎國民之合成心力。其統治國家之權力，與夫左右此統治權力之人，亦常存乎國民合成心力為之主宰而綱維之。」由此可知國民革命是集合國民的心力，以建設法治的國家，並且是以國民的心力厲行法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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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，對於情理與法的關係，尤為注重。中國的政治哲學以為情理必依於法治而後可以得其公平。所以諸葛武侯說：「法行而後知恩。」又說：「吾心如秤，不可為人作輕重。」中國的政治哲學，又以為法律必本乎情理而後可以合於實用。所以呂新吾說：「法者，本天理人情而定之。」又說：「法者，體其必至之情。」我們的三民主義，是會通情理法三者而並重的。我在「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」一文裡面說：「我們人類所以異於一切動物與高於一切動物的原因，而且能夠不斷的自求進步，不斷的進化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我們人類有感情，有法紀，而且又有理性的緣故。感情、法紀、理性這三種東西是維繫人類生存，促進人類進化，所缺一不可的。我們通常論一件事，總說是情理法三者俱當，而後纔算是圓滿。依照三民主義，就民族方面說：人類感情中最值得重視的一種感情是民族感情；因為民族天然力所造成的，所以團結民族，就要靠人類天然具有的情感。就民權來說：人類組織的最良法紀是全民政治——即民權主義政治；要規定各個國民的義務和權利，就全靠法治和紀律來作平准的標尺。就民生來說：「人類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，是一切人民經濟平等，無相壓迫搾取之事，而且要使社會大多數利益相調和，能夠真正做到『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』的地步；這不能專靠感情，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，而必訴之於判別是非利害之理性。所以我說，民族主義本乎情，民權主義本乎法，民生主義本乎理。我們以提高民族感情，求得民族獨立；以確立法治，為實行民權的基礎；再以公平劃一的條理，調劑公私經濟的盈虛，以解決民生問題，如此情、理、法三者皆能厘然得當。所以三民主義比其它主義完備，而且比其它主義偉大悠久，亦比其它任何主義容易實行，亦就在此。」由此可知三民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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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是情、理、法並重而各得其宜的。總括以上所說，我們知道有些學者，以為中國的政治哲學重禮治，主人治，而反對法治，是一種誤解。我們又可以知道法治在三民主義裡面是有重要的地位，有重大的功用的。

　　自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，中國的學術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，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。於是有一些人士，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，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。他們看見了魯索所謂「天賦人權」的言論，便主張中國的革命，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一樣，要爭「自由」。殊不知魯索的學說，並不合於歷史的事實。　國父指示我們：「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，人權不是天生出來的，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。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，並沒有魯索所說的那種人權事實。這就是魯索的言論，沒有歷史的根據。」魯索的學說既沒有歷史的根據，其所以流行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，成為歐洲人民為「自由」而戰爭的指導理論，是「因為當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，……人民久受了那樣殘酷的專制，深感不自由的痛苦。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，就是要奮鬥去爭『自由』，解除那種痛苦，一聽到有人說『自由』，便很歡迎。」返觀我們中國歷史的政治，大抵對人民取寬大的態度，人民納了糧之外，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。「中國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『自由』，不須去爭。」所以國父說中國革命的目的與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。「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『自由』，所以要革命去爭『自由』。我們是因為『自由』太多，沒有團體，沒有抵抗力，成了一片散沙，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。……要抵抗外國壓迫，就要打破『個人的自由』，結成很堅固的團體，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裡頭，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。」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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